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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讲述发生在清初的欧洲著名传教士汤若望

文章作者:历史资讯 上传时间:2019-10-01

明末清初的鉴赏指南列举了很多值得收藏的外国制造的商品,其他各类书籍亦显示了中国人对外国产品的兴趣,西方的时钟、眼镜、烟草瓶和西洋缎子等在中国的上层社会都很受欢迎101。清初的朝廷工场曾聘用多名耶稣会传教士制造西方的定时器和玻璃器皿,后来他们逐渐被中国工匠所取代102。到了18世纪,俄国和北美洲的毛皮制品在中国也风靡一时。此外还有来自东南亚、印度、中东和太平洋岛屿的鱼翅、燕窝、黑胡椒、香料、珍珠和檀香木等,在明清都有不少市场。

汤若望,德国人,明末清初活跃在北京政治舞台上的西方天主教传教士,先后在明朝和清朝的钦天监任职,顺治皇帝还任命他为钦天监监正,因其所制历法遭到朝中保守大臣的反对,遭诬陷而下狱致死。康熙亲政后重新审理了此案,为汤若望平了反,通过汤若望这个冤案,我们可以窥见清朝初年朝政的跌宕起伏。

18、19世纪的英国既抱怨英国对清朝的庞大贸易赤字,但又禁止国民输出工业革命期间发明的新机器。

顺治帝在赐给汤若望“通玄教师”的诏令中,只字未提宗教之事,而是肯定汤若望的历法之功。因为摄政王和朝中大臣一致认为靠洋教来统治中国是不行的,还得靠儒教文化。

中国人对西方的数学、机械工程和船只设计亦很感兴趣。明清时期有多本西洋数学和机械工程学的著作,经耶稣会传教士口授、中国人笔录的方法,被翻译为中文。只有在船只设计方面,由于当时的中国造船技术并不落后,因此在这方面较少学习西方。

■专家讲述发生在清初的欧洲著名传教士汤若望冤案经过

明末清初之际,战事频繁,急需先进的热兵器。明朝从万历年间起,已进口西洋大炮,后来中国工匠更在葡萄牙人的指导下,在澳门铸造大炮。明亡后,汤若望和南怀仁等继续帮助清朝制造大炮来应付战乱。

到了崇祯七年,《崇祯历法》137卷修成。崇祯十六年,皇帝下诏,把《崇祯历书》改称为《大统历法》,准备实行,但还没等到颁行,明朝就灭亡了。

闭关锁国心态的另一种表现是对外国事物的抗拒。中国教科书爱用中国人闭关自守、故步自封、对外国事物缺乏兴趣来解释为何西方制造品在明清没有市场。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很多例子显示,明清时代的中国人对外国事物充满好奇心,并积极吸收西方较先进的技术。

■两年之间,顺治皇帝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

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在万历十二年绘制的世界地图,加深了中国人对世界的认识。康熙更指令西方和中国人员共同编绘一幅全国地图。编绘组经过十多年的努力,终于成功绘制出一幅水平极高的《皇舆全图》。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在北京从事哪些活动

至于英国工业革命的新发明,中国人要到19世纪才有机会接触到它们。1793年访华的马嘎尔尼使团的首要任务是增加英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但如果细心察看马嘎尔尼使团携带的商品清单106,我们就会发现它包括了很多日常用品及奢侈消费品,以及一些耶稣会传教士已传入中国的天文和数学仪器107,但并不包括任何在工业革命期间出现的新发明,像珍妮纺纱机、水力纺纱机、瓦特的蒸汽机和骡机等。这些当时最先进的机器在中国理应有很大市场,但使团却没有携带它们,这究竟是什么原因?

明朝末年徐光启奏请开设历局,就是修订历法的一个机构。徐光启做过宰相,这个人比较开明,他因看到了西方科技的进步,比中国先进,所以他对此进行了研究和学习,采用西洋新法推算中国的历法效果很好,这样徐光启对西方传教士更加信任。

马嘎尔尼使团没有完成使命,但这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对外国商品不感兴趣。马嘎尔尼本人曾对中国人作出过这样的评价:我从没见过一个比中国人更充满好奇心、酷爱新事物、致力使自己的生活更舒适方便的民族。

汤若望精通天文历算,他以对月食的准确测算赢得了户部尚书张问达的赏识。当时中国历法已经不太精确了,经常出错。

除了消费品外,明清对西方科技也深感兴趣,最显著的莫过于天文历法和大炮铸造技术。在天文历法方面,耶稣会传教士利玛窦、龙华民、汤若望和南怀仁等曾翻译和编著多本关于西洋天文历法的书籍,并引进西洋天文仪器,促进了中国天文学的发展和历法的改良。

汤若望之所以和顺治皇帝、和摄政王大臣套近乎,他的目的当然是争取这些人的支持,最终目的是传教。所以从这一时期,顺治帝的某些言论和行动中可以窥见他的影响,汤若望对他的影响。顺治帝对汤若望的恩宠不断升级,对汤若望传播的西方宗教和西方的学问表示出明显的好感。到顺治十年,顺治帝亲赐汤若望“通玄教师”这么一个荣誉称号,并颁发诏令褒奖汤若望,现在话就是口头表扬一番。顺治十四年,又亲赐天主堂立碑,御制碑文,南堂,他们天主教堂搞了一个碑文,由顺治帝给他做的碑文,并赐教堂匾额为“通玄佳境”。

在建筑方面,清廷也聘用西洋建筑师,其中最杰出的作品莫过于意大利宫廷画家郎世宁(Giuseppe Castiglione)参与规划设计的北京圆明园。只可惜圆明园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被烧毁。

汤若望用历法,用天文仪器这些先进的东西赢得了朝中大臣的信赖,取得了惊人的成功。从顺治八年到十四年冬,他成为顺治皇帝的一个好朋友,和顺治皇帝建立了一种十分紧密的私人关系。当时年轻的顺治皇帝亲切地称呼汤若望为“玛法”(满语:可亲可敬的尊者、长者,爷爷),这个“玛法”可以随时进宫去见皇帝。而且顺治皇帝也多次亲临汤若望的居住地与之畅谈,求教西方的历法,这个事在汤若望有一本书叫《修历纪事》有记载。仅顺治十三年、十四年两年之间,顺治皇帝就亲自登门造访了24次。汤若望很受感动,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在学问上循循善诱,在国事上忠言直谏,这使年轻的顺治帝倍感可亲可敬。顺治帝当时比较年轻,他求知的渴望很强,再加上朝中大权由摄政王来控制着,我想可能他内心比较空虚,对西方比较好奇,所以经常到汤若望这儿来。

从上述诸多例子可见,明清绝对不是抗拒外国事物和知识。如果说明清的知识分子不接受西方科学,那主要是因为罗马教廷反对新科学,当时耶稣会传教士传入中国的不是伽利略和牛津的尖端科学,而是一些新旧参半、自相矛盾的理论。

利玛窦他们当时耶稣教会为什么往这儿来呢?因为《马可·波罗游记》在西方引起了很大的轰动,这个游记当中写中国如何如何富裕,就像上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看美国一样,去了都能捡黄金。这个书在西方影响很大,所以这些人由于对财富的觊觎,对传教,对扩大教会势力的渴望到了中国,利玛窦是第一批人。

■修订《时宪历》,在全国实施,并担任天文台台长

就在汤若望受宠之时,厄运正向他一步步地走来。

历史进入到清朝初年,当时1644年,清兵进入北京,摄政王多尔衮命令内城的居民三天之内要搬出,汤若望给多尔衮写了一个折子,他说:“为了保护教堂和天文仪器以及图书资料的安全,请求仍在原居地居住。”同时他把自己从事的传教和修历工作做了简要的介绍,第二天他的奏请得到了恩准。

■冤案的背后既有中外文化的撞击,也有人事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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